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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徐 来
编辑| 思 雨
明朝十六帝，朱祐樘的存在感一直很尴尬。
夸的人说他"千古完人"，踩的人说他"平庸窝囊"。
两边都没说到点子上。
这个人给一台快要散架的机器做了一次大保养，让大明又跑了一百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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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化二十三年秋天，十八岁的朱祐樘坐上了龙椅。
内阁首辅万安，靠巴结万贵妃家族上位，在朝中混了十几年，除了喊万岁，什么正事都没干过，民间讽刺内阁是"纸糊三阁老"。
礼部侍郎李孜省，表面上是朝廷命官，实际干的是方士的活儿，暗中把手伸进了人事任免。
僧人继晓仗着皇帝宠信，公然卖官鬻爵。
还有两千多名"传奉官"，全凭宫中关系混到官位，占着编制吃空饷，整个官僚体系被塞得臃肿不堪。
四条线拧在一起，砍掉任何一条，其余三条都可能剧烈反弹。
朱祐樘最先动手清理的是僧道集团。这帮人在朝中没有根基，赶走容易，阻力最小。
一千多人被收回诰敕印仗，直接遣返原籍。
万安就棘手多了。毕竟是内阁首辅，用政治罪名扳倒，容易牵连太广。
朱祐樘又在宫中翻出一个箱子，里面全是"房中秘术"的小册子，每本上都写着"臣安进"。
司礼监太监怀恩拿着这些东西去内阁当面质问，万安满脸通红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几天后，万安灰溜溜地滚回了老家。没有廷杖，没有下狱，没有抄家。
两千多传奉官随后被集体裁撤。万安一走保护伞就没了，清理起来顺理成章。
被杀的只有一个人——僧人继晓，罪行实在太重。其余人该贬的贬，该逐的逐，没有大规模株连。
后来嘉靖用"大礼议"把朝堂撕裂成两半，万历和群臣在"国本之争"里互相消耗了十几年。
弘治初年这场清洗，干净利落又不伤筋骨，在明朝政治史上几乎是孤例。
墙上贴名字
吏部和兵部接到了一道旨意：把全国四品以上官员的名字全部抄下来，贴在文华殿的墙上。
有人升迁了换一张，有人罢免了撕一张，随时更新。
这个举动在史书里只有几行字的记载，很容易被忽略。
万安时代，李孜省之所以能操纵人事，就是钻了信息不对称的空子。
奏章层层传递，吏部拟名单、司礼监过手、皇帝批红——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被做手脚。
名单直接钉在皇帝办公的地方，所有中间人都被跳过了。
谁在位、谁被免、谁新上任，一目了然。
考核制度紧跟着变了。弘治以前，地方官员由当地按察司考核。
按察司本身就在地方官场混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
朱祐樘把考核权交给了巡按御史和巡抚，弘治元年光这一项，就罢免了上百名不称职的官员。
王恕接手吏部后，考察标准极严，不光贪腐的要查，身体不好干不了活的也得走。
马文升在兵部一次性罢免了三十多名不合格军将，得罪了一大帮人。
朱祐樘专门派大内侍卫去保护马文升的人身安全。
大学士刘健反映过一个现实困难：晚朝散了天都黑了，文件堆在内阁来不及处理，万一有边疆急报容易耽误大事。
朱祐樘于是在早朝和午朝之外，每天加开两次在平台召见相关大臣。
这个场合比较随意，可以就具体事务反复讨论。
阁臣李东阳后来感叹，天顺以来三十多年间，皇帝召见大臣顶多问一两句话，弘治朝是头一次出现君臣反复切磋、详细讨论的情形。
弘治十年那次文华殿议政留下了一个细节：朱祐樘让太监取来待批奏章交给四位阁臣，说"与先生辈计较"。
四人逐一陈奏，朱祐樘当场亲笔批阅，有的改两三个字，有的删一两句，笔速很快，毫不犹豫。
奏章从阁臣手中直接变成行政命令，司礼监从中做手脚的空间被压到了最小。
后来正德荒唐、嘉靖修道、万历几十年不上朝，明朝照样没垮。
那套在弘治朝磨合成熟的文官运转机制，撑住了皇帝缺位的漫长岁月。
黄河边的账本
弘治二年，开封段黄河决口，洪水淹了大半个河南，五万人被调去修河。
三年后苏松地区河道淤塞，大面积泛滥，工部侍郎徐贯带人治理了将近三年才搞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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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松是全国最重要的产粮区，这条河要是烂了，整个东南的粮食供应都得出问题。
修河的银子一笔接一笔地花出去，国库本来就紧巴巴的。
到了弘治十五年，户部报上来一组数据：常规赋税因频繁减免灾区税粮而不断减少，各种开支却因为宗室、勋贵的请求不断增加，收入已经覆盖不了支出。
元股证券:ygzq.hk大学士刘健上奏要求厉行节俭，朱祐樘嘴上答应，实际动作不大。
真要砍开支，砍的是皇室和勋贵的利益，阻力太大。
碰到利益集团的核心地带，朱祐樘往往退让。这是弘治朝最常被人诟病的软肋。
蒙古鞑靼部的小王子和火筛联手，从弘治中期开始频繁骚扰延绥、大同、宣府一带。
甘肃方面倒是打赢了好几仗，这些局部胜利，改变不了边防持续吃紧的事实。
大量军田被将领和豪强侵占，士兵沦为佃农，在册兵力和实际能打仗的人数严重不符。
后来彻底清查京营几十万军队，真正称得上精锐的只有六万多人。
这个窟窿从正统年间就开始烂，十八年堵不住。
弘治七年颁布的《佥民壮法》，当时看着不起眼。
各州县按距离远近征发民兵，平时由官府训练，战时补充到正规军。
后来戚继光赖以成军的募兵部队，兵源框架的制度源头就在这里。
从弘治五年到十四年，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大规模自然灾害，河南、浙江、山东、陕西轮番遭殃。
每次灾区请求减免赋税，朱祐樘几乎照准不误。
国库更加吃紧了。但弘治十八年间，全国基本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。
基层社会的稳定底线，就是这样一笔一笔的减免保住的。
加固承重墙的人
《明史》给了弘治帝八个字——"恭俭有制，勤政爱民"。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甚至拿西汉文帝和北宋仁宗来做对比。
文官们当然喜欢这样的皇帝，纳谏、节俭、勤政、宽厚、不近女色，在传统儒家的评价体系里，朱祐樘几乎拿了满分。
历史学家郭厚安在《弘治皇帝大传》里拆了这层光环：朱祐樘不过是一个"中主"，能得到后世赞颂，主要是跟前后几位皇帝比出来的相对优势。
黄仁宇拆得更狠——弘治帝越是谦抑温和，听凭文臣摆布，文臣就越称颂他为有道明君。
两种说法各有道理，但都绕开了一个问题。
太祖、成祖设计的制度框架——卫所制、军屯制、固定税额——到了弘治朝已经严重老化。
社会经济在变，制度框架跟不上了。
旧框架推不倒，新制度又没到火候。朱祐樘卡在了这个缝隙里。
温和清洗恢复了朝堂秩序，没有制造新的裂痕。
一系列琐碎的制度调整，让文官体系学会了在皇帝缺位时照常运转。
咬牙减免灾区赋税，保住了基层社会的最后一层安全垫。
《佥民壮法》的颁布，为几十年后的军事改革埋下了种子。
没有一件是惊天动地的，如果缺了这十八年的修修补补，成化朝积累的矛盾就会在正德朝全面引爆，大明的国运恐怕远远走不到崇祯十七年。
朱祐樘像一个在大厦出现裂缝时默默加固承重墙的人。不显眼，但少了就塌。
参考资料：
《明史·本纪第十五·孝宗》·中华书局标点本·1974年
郭厚安《弘治皇帝大传》·辽宁教育出版社·1994年
方志远《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》·科学出版社·2008年配资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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